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频发，而贩卖毒品罪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刑事犯罪。由于毒品犯罪其自身的隐蔽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而刑法法律条文的稳定性和抽象性，使得很多毒品犯罪的行为在司法实践审判中都难以被准确认定。由于目前很多关于毒品犯罪既、未遂认定的标准都是不统一的，因此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就会遇到法律适用难题。所以早日对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形成统一的认定，对打击毒品犯罪和维护人权都是具有很积极的作用。

　　贩卖毒品罪是行为过程犯，不是举动犯（即成行为犯），贩卖毒品罪应当根据行为过程状态区分既遂与未遂，司法实践由于打击毒品犯罪的需要模糊了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未遂界限。

　　司法实践中，不可否认，毒品交易源于买卖双方的合意，但买卖双方仅就毒品买卖达成合意并不具有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毒品是否能够交易成功尚不确定。在我国，毒品属于违禁品，交易双方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很多情况下，毒品买卖双方并非采取现货交易的方式，而是在买卖双方达成毒品买卖合意后买方再寻找货源。在该种场合，卖方能否找到货源实现交易，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将对法益侵害结果尚不确定的行为认定为犯罪的实行行为，显然为时过早，不符合实行行为的属性。

　　通常情况下认定贩卖毒品罪的既遂入与未遂，应以毒品是否进交易环节为准。以贩卖为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的行为，或者有证据证明以贩卖目的而持有毒品，或者有证据证明以贩卖为目的购进或持有毒品的行为人与购毒者已达成毒品交易意见并正在交易而尚未转移毒品，或者已经转移了毒品的，都应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理由如下：

　　１、从罪状表述看，以进入交易环节区分既遂与未遂符合立法原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贩卖毒品下的定义是：“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我国刑事立法采用了世界通行的立法体例。在总则部分对犯罪未遂的概念、处罚作原则性规定，在分则部分，以各罪的既遂状态为基础对罪状进行描述，即便是空白罪状、引证罪状也不例外。贩卖毒品罪的立法也是如此，法律规定的显然是贩卖毒品罪的既遂状态。

　　２、从条款内容来看，只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贩卖的直接故意，至于行为人希望或追求的目的是否达到或结果是否发生，并无明确规定。可见购进或持有的毒品是以贩卖为目的，是贩卖毒品罪的主观要件，不是客观方面的行为结果。且从《纪要》的相关规定来看，“非法持有毒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对贩卖毒品罪要求以贩卖为目的，是为了区别于以非法持有为目的，如果把毒品转移结果作为贩卖毒品罪的客观要件，实质上抹杀了主客观要件的原则界限，将犯罪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混为一谈了。

　　３、从社会危害性来看，贩卖毒品这类犯罪活动，在直接侵犯国家对毒品的管制的同时，往往还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如吸毒人员为了吸毒荒废耕作、倾家荡产，甚至引发其他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毒品就已经让毒品进入交易环节，其必然结果是贩毒人员为了把毒品卖出去而积极促进毒品在社会上非法流通和扩散，从而使得刑法所保护的“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这一客体处于现实的危险状态，这种行为包含了危害社会的现实危险性，这时就应当追究行为人既遂的刑事责任，至于卖出毒品只是把这种社会危害变为现实，并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把贩卖毒品罪的既遂形态向毒品转移前延伸，增强了法律对贩卖毒品罪的否定评价和对毒品犯罪人员的打击力度。

　　４、从打击犯罪来看，销售毒品行为隐蔽，且往往是“一对一”的证据，取证十分困难，一旦一方否认，就难以认定。尤其是尚未售出的毒品，如只能认定是贩卖毒品未遂，必然会导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放纵，显然不符合我国对贩卖毒品犯罪严厉惩罚的原则。将以贩卖为目的购进毒品作为贩卖毒品罪的既遂状态相应缩小了未遂范围，在一定条件下限制了那些未发生或者未查明出卖结果的案件中贩毒人员“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量刑情节的适用，符合依法从严打击的基本精神。

　　综上所述，通常情况下，以贩卖为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的行为，或者有证据证明以贩卖目的而持有毒品，或者有证据证明以贩卖为目的购进或持有毒品的行为人与购毒者已达成毒品交易意见并正在交易而尚未转移毒品，或者已经转移了毒品的，都应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但实践中，对于误把假毒品当做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论。因为其所贩卖的毒品并非真毒品，不可能在社会上造成事实上的危害后果，不能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非以贩卖为目的所持有的毒品，比如祖传所得、接受赠与所得、或者通过违法犯罪行为（盗、抢、骗等）所得等，如果行为人有贩卖行为，则依据毒品是否实际交付给对方，已经交付为既遂，未及交付为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