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有以下根据。其一这是由拆迁纠纷案件自身的特征决定的。

首先是主体事实上的不平等性。拆迁纠纷中，拆迁人多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拥有专业知识和相关经验的组织，被拆迁人则往往是缺乏专业知识、缺乏组织的能力微弱的个体。且在实践中，从协议的订立到履行，基本上由拆迁人进行操作，合同条款也是由拆迁人格式合同形式提出，被拆迁人地位被动并无太大的选择余地，往往出现拆迁人为求效率违规操作现象。如有的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对被拆迁人采取一哄二骗三吓唬等手段迫使被拆迁人拆迁;有的拆迁人在协商过程中对被拆迁人许下种种口头承诺，在之后引起的纠纷中又一口否认;有的拆迁人在被拆迁人交付私房征求意见书时不出具收据，在纠纷涉讼时则以未收到为由使被拆迁人丧失保产权利;有的拆迁人以章在单位事后加盖为由签协议时不与被拆迁人同时盖章并将协议全部拿走而不将协议书原件甚至复印件交付被拆迁人，便利其事后添加内容;有的拆迁人甚至以一条龙服务为由要求被拆迁人将私章交付拆迁人处使纠纷涉讼时协议真假难辩。似此种种，不胜枚举。因此二者在订立及履行协议的过程中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其次是加害对象的广泛性。传统民事案件，相对方都是特定的、个别的，比较单纯直接。而在拆迁纠纷案件中，被拆迁人往往是一个人数众多、有着共同利益但又缺乏组织性的群体。因此作为加害对象一方，他们是不特定的、广泛而又复杂的。特别是1992年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房地产业迅速崛起，旧城改造速度大大加快，这一群体还有日益扩张的趋势。此外，拆迁纠纷还因其涉及的对象是关系市民身家性命的房产而在严重性上不同于其他民事纠纷。最后是大量侵害行为的隐蔽性和合法性。由于拆迁法规、规章效力层次不一，数量庞杂，变动性较大，一般市民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在订立协议时，被拆迁人往往只能依据拆迁人出具的法规或提供的意见。实践中还存在拆迁人的种种违规操作。这些一经合同签字盖章成立生效即具有隐蔽性和合法性。在之后引起的拆迁纠纷案件中被拆迁人因专业知识的缺乏和力量的单薄往往难以对此举证。其二，举证责任倒置能更好地体现拆迁法规的立法精神。我国的拆迁安置制度是住房福利化的产物，因此拆迁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福利性的色彩。可以说拆迁安置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它对改善人民居住条件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上海市危棚简屋改造地块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试行办法》第五条规定：“被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人均不足10平方米，按照人均10平方米计算。”第七条规定：“被拆迁人户中有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独生子女的，可以在按照本办法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计算标准进行安置以外，再增加建筑面积10平方米，但独生子女已经结婚的除外。”拆迁安置的福利性特征决定了拆迁法规必然注重对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利于更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能促使拆迁人更好地依法订立和履行合同。这与拆迁法规的立法精神是不谋而合的。

　　在拆迁纠纷的民事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其实施的客观基础，因为民事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在我国已有先例可循。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民法理论基础在于无过错责任。它始于1904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起因在于，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诸如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领域的民事纠纷中，由于当事人双方地位的差异、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悬殊，要求当事人负担平等举证责任对处于劣势的社会公众一方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在这些领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以强化对弱者的保护。我国在吸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也通过立法明确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即规定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6种侵权诉讼：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高度危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及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此外，在我国产品质量法中也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在特殊领域的民事纠纷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经立法确立后，审判实践中已适用数年，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审判人员对其都有了足够的认识和积累，这为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提供了客观可能性。